从关中平原过来，穿过秦岭山脉一个接一个的隧道，越过山阳县，过了湖北口不远，福银高速就为上津镇规划了一个出口站。

　　金钱河从柞水、镇安、山阳一路自纵横交错的谷壑间流到漫川关，在穿越大梁、进入楚地时，河水骤然变得悠悠平缓，便有些抒怀的意味了。

　　就在这背依秦岭，绕缭着金钱河的岸边，有一座数千年的沧桑古镇——上津。

　　上津最早置县，是在三国时期的公元262年。那时候，同在秦岭以南，汉水流域的上津平阳县，是曹魏的疆域。到了唐代，这座上津古城，已经是南达江南，北上长安的上津古道上一个事关大唐帝国南方物资供应保障的交通枢纽了。而且在前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就在这个弹丸之地，曾经先后有过十四次设县，六次建州，二次置郡的历史。

　　如今，一座经历了一千多年繁华的古城，只剩下一具僵硬的躯壳。

　　我一次又一次地穿越过这座古城的深巷。凹凸不平，光滑破损的街道，烟尘熏染，交错林立的铺面，总会让你感悟到一种生命与年代透过光阴生发的古旧信息。绿绿青苔下每一处残砖断瓦，都能无端地勾起你深度的伤怀。虽然怆然感触来自不经意之间，但老与旧，确是这怆然的根由。沧桑是老的表征，沧桑这种表征，让怀旧的魅力在时间上定格显影，总能在历史理性的层面上升华出某种东西。

　　上津古镇曾经拥有的辉煌，应该来源于她背后苍苍茫茫、横贯中国大地的秦岭，和发源于长安附近终南山南坡的汉江支流金钱河。在更久远的日子里，高耸的秦岭隔绝了南方与北方，而与长江沟通的金钱河和上津古道，则又通过这座群山之中的小城，把物产丰饶的南方和曾经一度是亚欧大陆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长安，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上津，是天子码头的意思。

　　郦道元《水经注》说：“丰乡水合西南关充衬而南入上津。”金钱河自漫川关经上津继续南流，在与陕西白河接壤的夹河镇附近汇入汉江，然后直入长江。湖广、江浙和岭南的茶叶、丝绸，逆长江而上，从汉口进入金钱河，在上津古渡卸下来，然后由等候在上津、漫川关一带的马帮和骡帮翻山越岭，沿穿行在深山密林的上津古道进入安康旬阳，再入汉水，至洋州、梁州，随后经穿越秦岭的古道转运到关中、长安。盛唐时期，甚至连等候在长安的西域商人，也是在长安城里苦苦等待着那些翻山越岭的丝绸，能够早日和他一起踏上翻越帕米尔高原的丝绸之路。于是自唐代以来的一千多年间，金钱河上一度帆影穿梭，航运繁忙；河岸上南腔北调，商贾云集，成为鄂西和陕南地区仅次于丹江上游丹凤县龙驹寨的水旱码头。特别是“安史之乱”后，长安至开封之间由汴水，经黄河，通渭河进入关中的“东方大道”因藩王割据受阻，唐帝国与江南的经济动脉便全部压在了由长安经傥落道至商州、邓州，沿丹江顺流而下的武关道上。在唐玄宗逃亡汉中、四川的一段时间，武关道也宣告中断。这样的情况下，地处偏远的上津古城，便承担起了为整个大唐帝国转运来自江南各地物资的历史使命，金钱河上津码头也就成了事关唐代经济稳定的运输大动脉。

　　繁忙的水路货运，也就使这座地处陕鄂交界处的山间小城，成了让来往于汉江之上，秦岭之间的商人和马帮享受温暖与幸福的梦乡。

　　唐玄宗时代是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关口，而淹没在茫茫大山之间的上津城，却在此时迎来了她从未有过的辉煌与繁荣。这种繁荣，一直持续到清代。甚至在316国道和从武汉经安康到西安的铁路通车前，上津码头还是舟楫往来，行人如潮，是连接秦岭南北的重要港口。据《郧西县志》记载，民国时期，上津一带金钱河上，还有十吨左右的木船运输货物。

　　地缘政治经济中心的变迁，地理气候条件的变化，使这座古城在近代急速退出了繁华的历史舞台，金钱河没有了内陆大河的澎湃，只剩下一道忧伤的清流。曾经繁华的古城如同一位铅华落尽的弃妇，黯淡于秦巴深处。公路、铁路、高速、高铁，在它身后横贯而过。它远处的山外是梦幻一般崛起的工商新城和陆空港口。历经沧桑劫难之后，在急速变迁的时代里，它的归隐是如此理所当然。而某种追想与禅思，也许是古城留给我们最后的文化念想。

　　我看到的资料上说，现存上津城南北长三百零六米，东西宽二百六十一点一五米，城墙周长一千二百三十六点六米，有东南西北和小西门五座城门。以南北向主街道为中轴线，过去的上津城由九条街道构筑了古城建筑基本布局。城内有当年往来于金钱河和上津古道之间的各地客商聚会的山陕会馆、武昌馆、黄州馆，以及元真观、文庙、城隍庙。如今，城里的街道只剩了两条，街道两旁的明清民居，据说大多数是后来老百姓由于居住需要仿建的，真正的明清建筑，只有包括那座被作为郧西解放纪念馆的上关县县政府所在内的古建筑二十多间了。

　　即便如此，满城参差高跷的女墙，黑瓦覆顶的屋脊，安谧幽深的街道，静静地泊在时光里，仿佛一个古老宁静的梦，还在这古老的城垣里继续。从西门到横贯古城南北的主街道，临街的房门时常紧闭，好像一座空城。

　　战国时期的上津、漫川关一带，是秦楚争夺战的交锋地带。古代成语典故中“朝秦暮楚”的故事，就发生在鄂西北和陕西白河、蜀河一带。隋唐以后的行政区域划分中，上津一会儿划归陕西管，一会儿又隶属湖北，而且县治也频频变更。所以上津古城沿街建筑，虽然是巴楚建筑风格的高翘飞檐和宽大的木质门板，而在院落布局上，却是典型的北方四合院形制。土坯墙的老民居和老砖墙的店铺混杂在一起，一座连着一座，如一群相互搀扶着的垂暮老人，虽然破旧、苍老，但有了环绕四周的城墙作背景，就让人觉得这一群老者尽管年迈体衰，却历尽了沧桑，浑身山下透露出一种让人品味不够的古老神韵。

　　这座故城反复交替在岁月的喧嚣与沉寂之间。如今，它老得破败、老得苍凉、老得让人有些让人心楚。但也就凭这一个老字，它穿越时光的传奇才愈酿愈香，很多故事都会时不时地在神秘中鲜活起来。兴旺与沧桑、繁华与萧条，在历史的影像中总能重叠变幻出无尽的慨叹。

　　在经历了商业和运输业带来的繁荣的同时，上津古城更遭遇过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劫难。自从上津连接江汉和关中地区的水旱码头建成之后，财富和灾难，战争的硝烟，便伴随着刀光剑影，让这座小小的山城遭遇了一次接一次的灭城之灾。

　　其中最惨烈的战事，发生在宋代以后。

　　南宋时期，宋金以横贯山阳境内的鹘岭为宋金分治疆界，漫川关和上津便处在宋金争战前沿，建于三国时期的上津城屡遭战火袭击。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岳飞部将王彦从金兵手中收回上津的第二年，金兀术与南宋商定，以金钱河上游的鹘岭关为两国分界。但在和约签订27年后，金国撕毁协约，派重兵掠走上津，宋兵不得不再派任天赐经过恶战，收复上津。到了元代，元世祖忽心烈以上津为南下江浙的后方屯粮基地，一年之中两次派阿木带二十万大军攻打上津，直取襄阳，并将沿途俘虏五万汉军将士和当地居民押运到北方作为奴隶，上津城内人口锐减，被降格为镇级建制。明朝洪武年间的移民政策，使上津城刚刚恢复生机，张献忠农民义军转战鄂陕一带秦岭山区时，多次驻扎上津，起义军与政府军在上津一带屡次发生恶战。到了清朝同治年间，繁荣一时的上津城再度城池荒废，门可罗雀，被又一次由县降为镇。

　　在历史演绎的过程中，那些战乱、那些战火，那些政治与军事交媾出来的罪恶的漩涡，幽深而血腥。多少辉煌与壮烈的背后是生命的劫难与恐怖。多少安居乐业的梦想被它毁灭，多少天伦与人伦被它肢解。那些刀光剑影、铿锵交错的搏杀、那些烽火连天、紫血遍地的呼号，轮番在这座故城上演着幻灭与重生的大剧。历史总是让后人在废墟中去寻找史诗的词语，而把荒诞埋在岁月尘土的深处。

　　翻阅了许多资料，我没有找到上津城罹遭毁城之灾的确切文字记录。但可以想象的是，在过去野蛮的战争中，征服者要掠城，必先毁城。魏景元三年（公元262年），曹魏修筑上津古城的目的，原本就是为了占据这里三面秦岭怀抱，一面有金钱河环绕的战略位置。而且过去的上津城，城墙到渡口直线距离只有十五米，又有环绕四周的护城河和高筑的城垛为防线，无论是金兵，还是黄巢、李自成、张献忠、王聪儿，要征服这座古城，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城毁掉。所以，在砖石垒砌的城墙边徘徊的时候，我仿佛还能够感受到战死在古城里的无数将士浸透在脚下泥土里鲜血的热度。

　　一座城被毁掉的时候，大地上便多了一堆瓦砾；一座新城筑起来后，一个从废墟的中心站立起来的时代，便重新开始。

　　帆影幢幢，舟楫往来的金钱河，几乎变得细流如线了，涛声早已离它远去。护城河渐渐干涸，但老城墙依然以残破的伟岸屹立于群山的环围之中，犹如一座出土不久的巨大鼎镬。时空永远无法摆脱一种历史魂魄的笼罩。古城不能抵挡什么了，也无需防御什么了，但它依旧是被后辈世代观仰的宏大的历史构建，是一种不能忽视的悲壮存在。战国魏晋的烽烟，盛唐的繁华没落，宋元明清的兴衰更迭……都会一 一从墙角砖缝里流露出来。在我们伸手抚摸之间，远去的传说与流失的历史都会与我们在意识深处对话。

　　天主教堂是这座古城保存最好的一座建筑，被当地百姓称作“圣母无原罪堂”。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由意大利传教士司铎和田公修建。本来在此之前，另一名意大利传教士董文芳用在陕西多年行乞积攒的资金，已在天桥沟建起了第一座天主教堂。后人揣度，司铎和田公可能是为了安顿这座古城墙历经战乱侵扰的灵魂，才又修建了这座天主教堂。

　　许多灵魂在找到归宿之前，总要穿过无尽的迷茫。

　　去年仲春，我站在后山梁上，透过盛开的桃花回望了这座古城。因急于建成旅游景区，使它的新镇上到处是新开的沟漕与黄土。岁月流失，烟消云散，故城沉浸于时光的大幕之中。若有游客来此，亦不知能从中看出些什么？

　　我豁然想起了西方一位虚无主义大师的诗句：
　　 世界变得何等沧桑在伸张得疲倦的弦上夜色奏着它的歌，希望在逃风却在追悼举报。